鼠患、毒藥與人類的生態困局

2026年1月，台北市大安區一名70多歲的長者感染漢他病毒不幸死亡，隨後3月在新北市又有另一名患者出現。突然之間，人們想起了對老鼠的恐懼，以及被老鼠滲透家園的屈辱。

*老鼠與人類的千年交鋒

要理解今天的鼠患爭議，就得先回頭看人類與老鼠共存及互相傷害的悠久歷史。遠從新石器時代開始，就有部分齧齒類動物高度依附人類社會生存，稱之為共棲性鼠類(Commensal Rodents)，例如現代都會常見的溝鼠(𝘙𝘢𝘵𝘵𝘶𝘴 𝘯𝘰𝘳𝘷𝘦𝘨𝘪𝘤𝘶𝘴)、屋頂鼠(𝘙. 𝘳𝘢𝘵𝘵𝘶𝘴及𝘙. 𝘵𝘢𝘯𝘦𝘻𝘶𝘮𝘪)、月鼠(𝘔𝘶𝘴 𝘮𝘶𝘴𝘤𝘶𝘭𝘶𝘴)。西元5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是人類歷史上最早記錄由老鼠傳播的大瘟疫，重創了拜占庭帝國；14世紀的黑死病同樣對歐洲社會造成極大的打擊，這兩次大規模疫情都是鼠疫(Plague)所造成。

鼠疫是因接觸老鼠體液或分泌物，或是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桿菌(𝘠𝘦𝘳𝘴𝘪𝘯𝘪𝘢 𝘱𝘦𝘴𝘵𝘪𝘴)，若未治療死亡率極高，但台灣自1953年起就再也未有鼠疫病例。近期台北出現的則是漢他病毒，病毒經由老鼠糞尿、分泌物排出，能在環境中存活數日。而且漢他病毒可以附著在粉塵或懸浮微粒，人類意外吸入即可能感染，某些病毒型別致死率高達60%。兩種疾病都不必然與老鼠有直接接觸才會感染，受汙染的環境是重要的傳染原。

在人類對抗老鼠的漫長歷史中，古代埃及、羅馬與印度，就有藉養貓和養貂來控制農地及糧倉老鼠的史料紀載，可說是生物防治的先驅。童話故事《花衣魔笛手》 的原型，被認為是中世紀的職業捕鼠人。中世紀與近代歐洲曾使用白藜蘆(white hellebore)及馬錢屬(𝘚𝘵𝘳𝘺𝘤𝘩𝘯𝘰𝘴 𝘴𝘱𝘱.)植物提煉毒藥來殺鼠，但這些毒藥藥性發作很快，僅吃到少量的倖存老鼠容易學會避開毒餌，因此缺乏長期防治效果。 現代使用的殺鼠劑主要成分是抗凝血劑，動物食入後會干擾凝血機制，最後導致嚴重內出血而死。為了對抗抗藥性及避忌性，最新的第二代殺鼠劑被設計成延遲發作，且半衰期長達數百天(不易被身體分解)，因此老鼠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累積了過量的毒素。

*中毒的，不只有老鼠

現代殺鼠劑增加了對老鼠的殺傷力，卻也同時造成了野生動物中毒的風險。不易分解使得殺鼠劑具有生物累積效應(bioaccumulation)，毒藥會在高階掠食者體內累積。馬來西亞曾為了控制油棕園的老鼠大量使用殺鼠劑，造成倉鴞族群大範圍消失甚至區域性滅絕。英國的紅鳶及倉鴞也有超過70%檢驗到殺鼠劑的紀錄。法國曾為了控制水田鼠(𝘈𝘳𝘷𝘪𝘤𝘰𝘭𝘢 𝘢𝘮𝘱𝘩𝘪𝘣𝘪𝘶𝘴)而大規模撒藥，導致紅鳶、普通鵟、紅狐等捕食者大量死亡 。在紐西蘭與加拿大曾為了保護島嶼生態系，利用殺鼠劑撲殺外來齧齒類，雖然成功移除老鼠，卻也造成白頭海鵰、沼澤鷂、紐西蘭鷹鴞、短尾蝠族群降低。某些案例即便未導致野生動物死亡，但體內累積毒素對族群的長遠效應仍令生態學界擔憂，例如加州的調查就發現山獅與短尾猞猁體內含有多種殺鼠劑殘留，並被認為可能與免疫力下降、感染疥癬有關。

在台灣，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研究所團隊於2014年首度發現有瀕危黑鳶因為殺鼠劑中毒死亡，之後生物多樣性研究所、台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等研究組織共同針對台灣的猛禽進行調查，結果發現高達61.5%的樣本有殺鼠劑殘留，分布於10個物種。其中以主食為齧齒類的黑翅鳶、具食腐習性的黑鳶、以蛇類和爬蟲類為主食的大冠鷲，是暴露風險最高的三個物種。近年台灣猛禽研究會的調查也發現，猛禽體內驗出殺鼠劑的比例仍高達61%，生活在雙北和基隆，高度適應都會環境的猛禽鳳頭蒼鷹，體內檢出率更高達92%。

*殺鼠劑到底能不能解決鼠患? 

其實，早在1950年代，科學界就已經注意到，光靠撲殺要控制共棲性鼠類族群的效果十分有限。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Martin W. Schein是最初評估第一代抗凝血殺鼠劑效力的科學家，在他針對殺鼠靈(warfarin)提出的田野測試報告中明確指出，殺鼠藥在短期內能夠非常有效地減少鼠類的數量，但改變環境(如減少老鼠的棲息地或食物來源)才能提供更深遠、更持久的控制效果，因此環境管理應優先於單純依賴化學防治。 

*從生態學觀點看殺不完的老鼠

生態學觀點，共棲性鼠類屬於r-擇汰物種(r-selected species)，生命週期短，成熟快，能在短時間內繁殖大量子代。這種繁殖策略能夠適應動盪的環境，並且常具備很強的擴散能力，能迅速佔領新的棲息地。從現實層面考量，要一口氣殺滅所有老鼠幾乎不可能達成，剩下的漏網之鼠競爭壓力減少，能獲取資源變多，繁殖力會因此增加。只要移除的力道稍有鬆懈，族群很快就能填補因撲殺而產生的空間，稱之為「密度依賴補償機制 (Density-dependent compensation)」。於是，鼠類防治最關鍵的問題，就是環境能供養多少老鼠? 對高度倚賴人類的共棲性鼠類而言，環境承載量(Carrying Capacity)是由人類的生活方式決定，例如有多少垃圾廚餘能被鼠類取得? 建物設施中有多少能供老鼠通行、躲藏、繁殖的空間?  

若是在農地及淺山環境，另一項影響老鼠承載量的因素是掠食者，若有掠食者存在，即能「由上而下」抑制鼠群數量(top-down regulation)。然而當掠食動物因中毒而減少，鼠群受到的捕食壓力降低，而掠食動物恢復較慢，就可能造成鼠群數量突然暴增。1980年代馬來西亞的油棕園在投藥後造成倉鴞大範圍消失，使得後續鼠患控制更加困難。 

齧齒類專家Grant R. Singleton教授於1999年提出了「以生態為基礎的齧齒類管理」(Ecologically-Based Rodent Management, EBRM)方法。該方法強調，殺鼠劑僅是輔助或階段性的工具，降低人類生活空間的鼠群承載量才是主要目標，藉由環境整頓斷絕老鼠的食物來源並移除繁殖窩點是最重要的工作，包括垃圾和廚餘清運、餐飲業衛生管理、社區環境清潔、建物維護和封閉鼠洞等都是重要環節。雖然目標是鼠患防治，在操作面上更像是城市及社區治理。有時鼠患也反映了建物老舊、人口密度過高、社區資源不足、基礎設施缺乏等社會問題。除此之外，由於老鼠的移動力強，若僅有少許住戶或社區採取防治措施，新的個體很快就會從周邊區域溢入填補空位。因此EBRM強調整個社區(甚至包含周圍社區)與土地所有者應協力同步行動，以避免區域性的老鼠族群流動。另一方面，藉由科學方法估算鼠群數量也是非常基礎且重要的工作，有客觀數據，才能在損害加劇前採取精準行動。

*亡羊補牢猶未晚也

殺鼠劑對野生動物的危害血跡斑斑，約在1950年代人類開始使用初代抗凝血殺鼠劑，生態學界直到1980年代開始關注殺鼠劑的環境風險，一直到2000年代初，世界各國累積了大量監測資料，才讓聯合國、歐盟等國際組織重視抗凝血殺鼠劑對全球脊椎動物造成的威脅。目前許多國家的環境衛生部門皆強調以環境管理、科學監測作為鼠患防治的核心策略，並規範高風險的二代殺鼠劑使用，例如美國、德國皆嚴格限制一般民眾取得第二代抗凝血殺鼠劑，僅限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使用。歐盟則是將第二代殺鼠列為「代替換物質」，每次使用許可只核發5年，藉此加速汰換高風險的藥劑。許多國家也藉由販售、包裝、投藥規範來降低非目標動物暴露風險，例如要求使用餌站、限制戶外投放、規範殘餌及屍體處理等。在台灣目前仍有許多第二代殺鼠劑被列為「一般環境用藥」，可在零售商店對一般民眾販售。雖然容量及濃度皆較低，但若不當使用，仍會傷害野生動物，甚至有兒童與寵物誤食的風險。

*從撲殺走向整合管理

面對鼠患與傳染病的威脅，人們的恐懼和擔憂都是真實的。然而過去半個世紀的經驗已經證實，單純依賴殺鼠劑不僅無法根除鼠患，還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。如果人們不願改變生活方式，也不願投入資源整頓環境以降低鼠群的環境承載量。單純的撲殺只會觸發老鼠的補償性生育，陷入殺了又生、生了再殺的無效循環。

台灣野生動物救傷與保育學會，致力於提升野生動物救傷能量及品質，也希望能藉由制度規範，從源頭減少野生動物遭受的人為傷害。我們呼籲鼠患防治政策，應加速落實以科學及生態為基礎並整合多樣方法的管理措施，重新檢視殺鼠劑等環境用藥的規範、加強從業人員培訓，以及最重要的全民生態意識提升，我們才可能真正遠離疾病的陰影，並與自然達成更和諧的共存。

筆者/張鈞皓/野生動物獸醫師、生態研究與保育工作者、台灣黑熊保育協會常務理事